4月28日讯
重庆理工大学有一批专业水平高、学术素养深，从事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他们基于对专业领域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多种场合阐释自己的观点，用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技能解决剖析社会经济、市场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服务大众、服务决策、服务社会。
重庆理工大学MBA导师、人力资源管理系（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研室）主任、中国劳动经济学会职业开发与管理分会理事、谭建伟教授在复工之际利用专业知识于《生涯世界》发表了文章——“己所欲，亦勿施于人”，原文如下：
文丨重庆理工大学 谭建伟
你没有看错，我说的是“己所欲，亦勿施于人”，当然，我的完整表达应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亦勿施于人”。这句话的前半部分能够做到都堪称“君子”，后半部分嘛。。。
一、 “新相亲时代”的矛盾
我不知道在别人眼里，我是不是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反正综艺节目里面，我还是蛮喜欢看另一个“油腻”中年大叔，孟非主持的“新相亲时代”。明面上的理由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时代的“三观”，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往往体现得最充分，而“三观”是一个人职业选择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作为一个高校教师（特别又是以大学生职业发展为主要研究方向），需要了解现在青年学生的情况，这个节目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当然另一个理由是。。。。我必须承认，这个节目的帅哥美女很养眼。
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常常在家看这个节目的重播。前两天看到这个节目某一期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有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男嘉宾出场，几乎所有的女嘉宾都很喜欢，六个女嘉宾的家庭更是迫不及待。经过初步的了解后，一位女嘉宾决定退出，给她的母亲打电话要求灭灯。这时母亲觉得不可思议，反复劝说女儿：这个男孩子条件真的不错，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他，你相信爸爸妈妈的眼光一定不会错的，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都是为你好啊，巴拉巴拉巴拉。。。。女儿也急了：妈，是我找对象，不是你。。。。
这样的场景大家是不是很熟悉？不光是找对象，找工作也是这样，家长也经常和孩子的想法不一致，而且家长特别着急，希望孩子听自己的。对此，你怎么看？在对象选择或职业选择问题上，真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一说吗？
二、职业价值观和职业锚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说点理论，选择问题最重要的是选择的标准或依据。1978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的施恩教授首次提出了职业锚的概念。职业锚，又称职业系留点（Career Anchor）,它是指一个人不得不做出选择时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职业中重要的东西或价值观，是自我意向的一个习得部分。换句话说，个人根据早期进入工作情境后习得的工作经验，找到的与其自省的动机、价值观、能力相符合并达到满足和补偿的一种稳定的职业定位，即职业锚。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讨论专业的问题（打个广告，想深入了解职业锚理论和其他经典职业发展理论，请关注将于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周文霞教授主编的的《经典职业发展理论》），我们讨论施恩这个经典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职业价值观。
在职业生涯理论里面，价值观被认为是在生涯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职业锚”，是我们进行生涯决策主要考虑的依据。价值观就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看重的原则、标准或品质。按照生涯大师舒伯的观点，职业价值观是个人追求的与工作有关的目标，亦即个人在从事满足自己内在需求的活动时所追求的工作特质或属性，是个体价值观在职业问题上的反映。
从上面的描述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职业价值观首先是一个相对个人化的概念，二是强调的是“重要性”（主观评价）而不是“对错”（客观评价），三是特别强调“满足自己内在需求”。因此，职业价值观的含义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对于你个人而言能够满足你内在的需求，而且是重要的？简单的说，职业价值观就是一种个人化的“主观评价”，强调在职业选择的时候，“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效用可是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核心概念。效用的经济学含义是对人们从产品消费或闲暇享受中得到的愉悦和满足程度的一种度量。因此效用也是一个相对个人化的概念，同样强调主观评价和自我满足。
很多对经济学一知半解的人会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怎样赚钱的学问，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经济学实际上是非常关注人的主观感受的，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无论是个人日常生活层面，还是在分析经济问题或者理解社会现象方面，经济思维都有助于我们做出更明智的推理和选择。
既然职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幸福，职业价值观的评判，实际上也是效用评判。用效用这个经济学概念来思考职业发展中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非常有意思。职业价值观强调“个人在从事满足自己内在需求的活动时所追求的工作特质或属性”，那就不应过多的受他人的影响。因为同样的事物对不同的人来说效用是不一样的。他人的建议一定是基于他自己的效用判断作出的，对于你来说不一定适合。对于职业价值观你只需要度量出你自己的效用评判即可。只有这样，职业价值观才是真实的，对你自己而言才是你的“效用”。
有的职业生涯规划师（比如我本人）经常说：别听父母的，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在我看来，家长碰到一个“叛逆”的孩子，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因为这说明第一孩子有想法，而且很笃定（其实现在很多孩子的问题在于没有想法）；第二，孩子很坚持（要知道坚定可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个人素质）。
三、己所欲，亦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始祖孔子的提出的一种准则。这句话所揭晓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孔子所言是指人应当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人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待人处事之时切勿心胸狭窄，应宽宏大量，宽恕待人。倘若自己所不欲的，硬推给他人，不仅会破坏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将事情弄得僵持而不可收拾。
我觉得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在人际关系中，尤其是亲密的人际关系中，很多人（尤其是家长、老师），很容易犯的错误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则施于人”。因为是自己喜欢或者自己的经历证明是好东西，就着急与最爱的人分享，而且是以爱的名义。当对方拒绝时，便会觉得对方不理解自己，辜负了自己，产生“好心当成驴肝肺”的怨尤，进而破坏关系。而对方也很委屈：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我的生活？
其实，当孩子面临一个重大的人生决策时，家长的意见未必正确，孩子的主意可能错误，用一个“未必正确”的意见去替换一个“可能错误”的主意可不是一个好办法。“己所欲，则施于人”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欲”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东西，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认为好的东西，价值大的东西，别人不见得也是这样看的，即使是最亲的人。
比如，在职业选择方面，中国的家长往往比较看重“稳定”，这实质上基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风险偏好作出的“效用”判断。现在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现在小孩的自身内在追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稳定”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讲，“效用”并不高。这次疫情使得很多人认为“稳定”、“体制内”的工作更有优势，我并不这样认为，这实际上是世界变得更不确定的表现，这个话题值得专门再写一篇文章，这里先按下不表。
知道了这个道理，作为家长，我们就会更加尊重孩子或学生的选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发展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的《园丁与木匠》（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 What the New Science of Child Development Tells U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这本书里面指出：爱孩子并不是给他一个目的地，而是为他们的旅程提供给养。
因此，我们要做孩子成长的“园丁”（提供支持，帮助），不做孩子成长的“木匠”（试图把孩子“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作为孩子，我们在职业选择的时候，从效用的视角去积极探索和澄清自己的职业价值观，当我们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就会惊喜的发现，职业价值观能够为你提供职业发展的内驱力，让你的职业发展、甚至是人生聚焦于你认为的最重要的方向。当然我们也需要听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的意见），只是我们不需要盲从，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很坚定的说：那很好，但是我有自己的选择。
青春期的孩子（13-18岁），正是需要发展独立思考能力，建立自我标准，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关键时期。这个期间，孩子如果能够逐步做到对权威尊重而不盲从，对自我接纳而不放纵，那么随着知识、思考、阅历的增加，他们就会逐步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且找到融入现实社会的平衡点。树立人生理想，并且探索实现的路径。中国的新高考改革，客观上起到了将以往填报高考志愿的周期从高考结束后到志愿填报截止前的20天左右，扩展到从高一“6选3”或者“3+1+2”选科开始。让孩子自己思考、决定自己的专业选择不仅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是培养孩子决策能力，学会为自己决策承担的责任的“天赐良机”。
四、结语
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斯科特·佩奇（Scott E. Page）的《多样性红利》（The Difference: How the power of diversity creates better groups, firms, schools, and societies）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两个多样性好处的公式：（1）群体能力 = 平均个人能力 + 多样性；（2）多样性 > 能力。我们这个世界、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是需要多样性的。多样性其实是一个“风险解决方案”，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和而不同”。只要在法律、道德和良好的社会习俗范围内，我们要尊重差异，时刻提醒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亦勿施于人”。
参考文献
[1]. Maanen, J.V., Schein, E. H. (2013). Career anchor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and careers, participant workbook (4th ed.). San Francisco,CA: Pfeiffer.
[2]. 艾莉森·高普尼克.《园丁与木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7
[3]. 斯科特·佩奇.《多样性红利》. 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9
